山东普利森集团的前身印钞厂创始人李人凤同志

    李人凤(1911~1973),原名李本厚,临淄北羊乡南卧石村人。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于1929年夏考入山东省立青州第四师范,1930年夏从第四师范初师部毕业,适逢冯阎大战,避乱济南。秋,入第四师范后师部就读。其间,李人凤结识了该校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马石庵(马千里),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左翼作家联盟”等中共外围组织,不久担任了青州四师“左联”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会长,积极从事学运工作。1931年春,李人凤同马石庵去济南参加了山东省“左联”会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人凤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秋被学校开除。1934年后,到临淄县立第一小学、第二小学任教。其间,曾同校长陈梅川一起,与国民党临淄蓝衣社分子于慎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暑假后陈梅川调走,李人凤任该校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人凤同陈梅川、崔栋生等进步教师积极为武装抗日做准备。在他们的影响下,县立第二小学(西关小学)成了临淄地区酝酿发动武装抗日的中心。1937年10月,共产党员李曦晨由济南出狱,来到西关小学。随后,李人凤等又通过李曦晨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鉴于当时形势,李人凤同李曦晨等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合法形式组建了以抗日爱国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主体的“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李人凤、陈梅川担任教官,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筹集武器,准备迎击来犯之敌。1937年12月底,军训团在临淄辛店车站以西矮槐树村以东合顺店一带,伏击了由张店乘“摇车子”沿胶济路东犯的一支日军先遣队。在李人凤机智沉着的指挥下,这支从未经历战斗的学生军,奋勇出击,击毙了日军小队长以下10多人,缴获战利品一部,揭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为防备敌人的报复,李人凤率部转移到铁路以南山区。此时,日军沿铁路东犯抵辛店,国民党临淄县长冯谦光携款弃城东窜去青州。原盘踞临淄城的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王尚志和陈瑞符部200余人也逃到铁路以南山区。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王尚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北边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名义统一整编临淄部队。李人凤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暂不与之决裂的斗争策略出发,接受了王尚志的改编。军训团被编为三大队,李人凤任大队长。李人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三大队的党员、骨干,同王尚志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和二大队长陈瑞符搞联合,粉碎了王尚志企图把部队拉向临朐,进而吃掉三大队的阴谋,率领三大队重新回到铁路以北地区。除夕之夜(1938年1月),李人凤应中共广饶县委邀请,带领部队奔袭广饶县延集村,趁几个篡夺了延集村抗日武装领导权的坏头头饮酒作乐之际,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未放一枪,将他们全部活捉,把这支抗日武装重新夺回到中共党组织手中。不久,三大队移驻群众基础较好、距离中共党的领导机关较近的临淄郑家辛店一带。1938年3月,中共鲁东工委和广饶县委先后派杨涤生、岳拙园、任圣符、吕乙亭、延子余等共产党员加强了三大队党的领导,充实了各中队的领导骨干。鉴于当时王尚志企图吞并三大队的活动日益加剧,驱逐蓝衣社分子的条件已经成熟。李人凤与李曦晨等共同商议后,调兵遣将,一举解除了王尚志特务队的武装,把王尚志等蓝衣社分子全部驱逐出了临淄县境。之后,中共党组织在三大队成立了政治部,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是年4月,李人凤由杨涤生、李曦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新任临淄县长于治堂,见三大队共产党的旗帜越来越鲜明,便和陈瑞符勾结起来,以断绝给养和以武力相威胁,企图逼迫三大队就范。适值这时又发生了安硕亭、刘竹溪等人拉队伍脱离陈部投奔三大队事件,陈瑞符就以三大队挖他们“墙角”、“破坏抗日”为借口,扬言要以刀兵相见。于治堂假装调解,在柴家疃设“鸿门宴”,约请李人凤、许云轩谈判。李人凤大智大勇,毅然率领20余名精干骑兵按时赴约,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宗旨,智斗群顽。最后机智脱身,粉碎了于治堂、陈瑞符的阴谋。1938年4月初,三大队集中6个中队对西起淄河店、东至普通站的胶济铁路进行破袭,破坏铁路10余华里,毙伤日军10余名。李人凤在指挥战斗时左臂负伤,坚持不下火线,硬被战士背下了战场。1938年7月,三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为团长。改编不久,十团即在三支队杨国夫副司令员、霍士廉政委率领的特务团、八团的策应和配合下,向盘踞临淄城的陈瑞符发起进攻。在李人凤指挥下,十团战士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和政治攻势,攻克临淄城,歼灭陈部600余众。十团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这时已拥有三个基干营和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以及医院、兵工厂、军服厂等后勤部门,成为三支队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团队之一。1938年8月,清河地区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相继占领了胶济路沿线城镇;9月,日军重占临淄城。十团根据三支队的部署,组建突击连,配合当地自卫团围困、打击临淄城之敌,曾突进城内,激战一夜,歼敌一部,旋即撤出。10月,日军为解临淄城之围,保障胶济铁路运输,调集1000多人,配以炮兵、骑兵,围袭十团驻地郑家辛。李人凤得到情报后,带领部队辗转撤到苇子河一带,使敌人扑空。继之,以国民党特派员王念根为总指挥,纠集国民党保安15旅、16旅、24旅和博兴周胜芳部等数千人,以假道收复临淄城为名,企图挑起事端,围歼十团。李人凤闻讯,一面陈兵于苇子河一带,严阵以待;一面写信严辞斥责王念根为虎作伥,破坏抗日的无耻行径。王念根所部本无斗志,此时见十团早有准备,就不敢再战,当夜悄悄退了兵。1939年1月,日军占领广饶城,打通了辛店至石村的公路。接着,相继占领了寿光、博兴等县城,沿途安设据点。十团一面在广大农村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为了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切断其物资和兵员供应,团长李人凤和政委罗文华先后在临淄岳家庄、赵家庄伏击了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汽车10余辆,毙伤日军100余人。敌人遭此打击,惊慌万状,连忙把公路改了线,离开了沿途村庄。接着十团根据三支队司令部部署,在西起金岭镇、东至益都间60华里的胶济线上,在自卫团的配合下,进行大规模破袭战。一夜之间,炸毁敌机车3台和涵洞若干,拆走大批钢轨,使敌人铁路运输陷于瘫痪。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在博山县太河镇伏击三支队受训干部及担任护送任务的十团四连、七连,杀害了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四连指导员陈大学及战士10多人,制造了“太河惨案”。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第一、三、四支队对王尚志部进行了武装反击。李人凤率部参加了反击战,指战员同仇敌忾,奋勇当先,在太河北部油篓山痛歼王尚志一部。6月6日,李人凤又率领十团参加了清河区抗战史上著名的刘家井大战。战斗中,十团奉命坚守大碾庄等几个村庄,激战竟日,击退日伪军数次进攻。黄昏时分,三支队司令部和大部队撤到大碾庄一带。十团在窝庄连夜挖筑工事,坚守阵地,作为司令部南面警卫哨。次日晨,日军大队汽车和骑兵向十团阵地扑来,李人凤指挥十团顽强阻击。接到司令部转移命令后,他集中十团骑兵向东北方向撤退诱敌,掩护步兵向司令部靠拢、突围。刘家井大战之后,十团由邹平、齐东一带返回临淄活动,恢复扩大了部队,重建了七连,又打了不少胜仗。8月,秦启荣又纠集顽军4000余人,进攻活动在淄河流域的三支队十团二营和四支队新一营及淄川地方抗日武装,史称“淄河事件”。之后,山纵命一、三、四支队对顽军进行武装反击。李人凤接杨国夫司令员急电,立即集中十团在铁路以北部队冲破益都顽军司令王保团部的防线,当夜抢占天堂寨,占领虾蟆岭,直逼井筒村。拂晓,顽军向天堂寨反扑,十团以近距离密集火力全部将其歼灭,进驻井筒村,与三支队司令部汇合。反击战之后,三支队奉命在池上、太河、朱涯一带进行整军。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三支队取消了团的建制;十团被编为基干二营,李人凤被任命为三支队副司令员。从此,李人凤同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徐斌洲等并肩战斗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屡次粉碎了敌伪多次大“扫荡”,挫败了顽固派何思源、张景月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成为创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5月,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建立,李人凤兼专署专员。1940年12月,建立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李人凤任主任。从此,李人凤转做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1944年,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之后,他又先后任渤海行署副主任、主任等职。为了巩固和扩大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李人凤带领行署干部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在党的“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协同军区,组建了一支精悍武装分队,经常深入敌占区,开展建立“两面政权”斗争。领导各级政府,发动广大民兵和群众在清河平原上建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1942年至1943年,是清河区最艰难的时期。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了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20余次。李人凤参加领导了历次反“扫荡”斗争,领导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使“扫荡”的敌人没粮吃、没水喝,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创造条件。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集中两万多日伪军,在骑兵、炮兵和飞机的配合下,对清河区进行了为期21天的拉网式大“扫荡”。李人凤率行署部分干部和警卫战士在八大组一带与敌人接火时被冲散,后由一个主力连接替了警卫任务。李人凤带领这百余人,经过3天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昌邑县北部与清东军分区部队汇合后,与占据昌邑城的敌人打了一仗。晚上,李人凤同军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委岳拙园、副司令员石潇江等研究转移问题。有的同志主张西进,穿过潍县、寿光,到益都北部阳河一带。李人凤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力排众议,果断命令部队连夜破冰东渡胶河。第二天日伪军5000余人在胶河以西开始进行“梳篦”式大“清剿”。由于李人凤等及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当时,垦区黄河入海口一带一向为土匪出没之地。这些土匪多是水陆两栖,白天隐蔽,夜间流窜活动,绑票越货,奸淫抢掠,为害地方,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消除长期危害人民的匪患,李人凤亲自乘船到沿海一带视察,了解匪情;协同军区,购置机帆船,成立海防大队。在宣传教育和武装征剿的联合攻势下,以外号“撸叶子”为首的一股土匪接受了八路军改编。但后来由于形势恶化,他们故态复萌,暗地继续为非作歹。在几经教育争取无效的情况下,李人凤亲自指挥,精心策划,利用八一建军节检阅之机,将“撸叶子”等匪首逮捕正法。之后,又举行海陆联合清剿,肃清了残匪。
    李人凤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呕心沥血。他大力抓了财政金融工作,1938年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十团团长期间,为筹集军费,以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是十团供给处)印制发行“益都临广四边区流通辅币”,在以上四县及邹平、长山、桓台等根据地流通,开始时是委托益都县城私人的益济印刷局秘密印制,1939年2月在广饶县三区李翟村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印钞厂(这就是山东普利森集团的最早前身);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十分缺乏。在李人凤的关心和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些生产军需民用产品的小型工厂和手工业;还本着“灰色”、“隐蔽”的方针,办起纺织、盐业、渔业、造纸、油坊等合作社事业。这些合作社的兴建,促进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交流,增加了农民收入,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渤海沿海地区盛产食盐,但在敌人的封锁下,大批食盐积压,而敌占区人民却忍痛买奸商的高价盐吃。根据地的一些盐业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运销。李人凤了解这个情况后,毅然批准盐业合作社赊销食盐,使敌占区的人民吃上了廉价食盐。根据地用销盐得的伪钞,从敌占区换回了大量急需物资和生活用品,方便了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1940年以后,小清河以南的大片根据地逐渐被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蚕食”。清河区党委决定把小清河以北、黄河下游的大片荒原建成丰衣足食的巩固后方。李人凤直接领导了垦荒移民、发展生产的工作。李人凤带领土地局的同志,动员从外地涌入清河区的灾民到垦区安家,从事生产;由抗日民主政府发放贷款,贷给耕牛、农具,供给口粮和种子。在垦荒移民工作中,由于历史原因,阶级关系十分复杂,土地纠纷很多。李人凤领导土地局的同志,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垦区土地管理办法》、《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等法规,为解决垦区土地纠纷,调整阶级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经过几年努力,开垦了大面积荒地,夺取了粮棉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清河区军民依靠垦区度过了1941年至1943年的困难时期,还支援兄弟地区度荒。因此,受到山东分局的表扬。黄河泛滥和蝗虫之灾,是长期危害渤海区人民的两大灾难。李人凤对治黄灭蝗工作极为重视,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李人凤在向山东分局汇报工作时,谈到治理黄河对根据地建设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山东分局对李人凤的意见十分重视,经研究调鲁中行署秘书长江海涛负责治黄工作,并成立了治黄委员会(后改为黄河河务局),李人凤兼委员会主任,江海涛任副主任。沿黄河各县都成立了治黄工作机构,开始了治黄工程。李人凤多次亲临各治黄工地视察、指导。在灭蝗工作中,李人凤兼任灭蝗指挥部总指挥,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进行大规模灭蝗。1943年、1944年,每年都出动10万人灭蝗。1945年组织了两次行动,共46万人上阵,挖灭蝗沟3000多华里,灭蝗80多万斤。李人凤还在广泛吸取人民群众长期同蝗虫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打小、打早、打了”和“远征荆荒、消灭蝗源”等一整套灭蝗的方针和办法。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消灭了蝗源,成为历史上的空前壮举。1945年4月9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渤海区人民灭蝗斗争的胜利,赞扬“渤海区人民政府为人民造福,领导人民捕灭百年蝗灾”。李人凤曾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切身体会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他任清河、渤海区主任后,指导行署教育处,先后领导恢复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小学教育。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垦利县办起了清河区实验小学,使一部分烈军工属子女和父母遭敌人杀害的孤儿有了学习机会。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还创办了“清河师范”。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使全区45.25%的村庄办起小学,46%的适龄儿童入学。1942年8月,为了纪念原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烈士,创办了“抗大”式的耀南中学。随之,各专区先后建立起了中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和后备干部。1947年10月,在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康生对渤海区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对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全盘否定,强加给渤海区党委所谓在土改运动中“坚持富农路线”、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三项罪名,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60多人。李人凤也受到打击,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1948年秋,李人凤调华东局财委、淄博工矿特区工作。1949年2月,他参加了南下干部纵队,任第二中队队长,随华东野战军参加解放上海的工作。当时他正患肺病,在渡江时坚持和干部、战士一起拉纤,有时累得吐血。上海解放后,李人凤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华东水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华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等领导职务。从此,转做经济工作,成为我党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1954年华东局撤销,李人凤调北京工作,先后任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办公室主任、地方工业部轻工业局局长、轻工业部部长助理,轻工业部党组成员等职。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轻工业部所谓“反党宗派集团副首领”,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劳动。1961年,他返京任轻工业部造纸局副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人凤被扣上“翻案”、“特务”等罪名,再次被撤职,受到非法关押、批斗,后被送到河北省固安农场监督劳动。由于长时间遭受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973年6月8日含冤去世。1980年3月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